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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曾历任南京信联证券营业部副经理、经理，南京银行资金计划处副处长，资金交易部副总经理，资金营运中心总经理；2008年1月起任南京银行副行长，南京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兼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。2017年5月起任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、行长、财务负责人（兼）、执行董事。

首先，从三季报盈利增速看，目前发行上市的109只可转债中，营收同比增速为正的有95家，占比达到87.96%，营收增速在30%以上的有31家，占比为28.70%，营收增速在50%以上的有9家，占比在8.33%，其中像道氏技术、岭南股份、博世科、再升科技营收增速均在100%以上。三季报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正的有77家，占比为71.30%，同比增速在30%以上的有31家，占比为28.70%，增速在50%以上的有21家，占比为19.44%，其中像中石油、三一、康泰、中科曙光、国帧环保等，同比增速均在100%以上。

王守仁指出，2017年以后，我国创投业真正开始步入转型升级的艰难时期，一大批中小创投基金纷纷陷入困境。长期以来我国创投机构大部分是跨行业混合投资，将投资重点放在商业模式上，忽视了技术的先进性和独创性。近几年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大都跌破发行价，暴露了持续创新能力不足。王守仁强调，硬科技企业由于其具有核心和关键技术，在市场上有较强的垄断性和抗风险能力，并且因科研投入大，决定其持续创新能力不断增强，加上科学的管理，必将给投资者持续带来不菲的收益。

一是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复杂敏感、经济周期下行。海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王丽娅指出，从外部看，世界经济仍然面临诸多挑战，新增长动能缺乏，增长分化加剧，贸易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抬头。从内部看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基本形成，进入关键阶段。中国“走出去”面临重重阻力，也为海南自贸区（港）建设增添了不明朗的因素。

4．从企业承包制到“税利分流”“利改税”的方向虽然正确，但进展并不顺利。第二步“利改税”时，一些国有企业的所得利益比不上原来的利润留成，有强烈的意见。根本原因是计划价格占主导，企业同样的努力程度，但产品定价高低或计划外价格占比多少，所得的留利差距十分大，解决的办法应当是“价、税、财”联动配套改革。虽然按这一方向1986年做了方案设计，但到了1987年，中央放弃整体协调改革思路之后，农村承包制、财政体制大包干的做法被引入到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，大力推行承包制，财政按照“包死基数、确保上交、超收多留、欠收自补”的原则确定分配机制。由于它是在“利改税”基础上的倒退，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弊端。承包制是回避解决根本问题基础上对两步利改税的否定，但否定的不是其缺陷的部分，而是其中最为合理的部分，即所得税制，在让利的基础上实行“包税制”。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回到承包模式，意味着改革出现了反复。承包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、行不通，新路在哪里？在对利改税和承包制的利弊分析基础上，财政部提出“税利分流”的改革设想，即“税利分流、税后还贷、税后承包”。1988年3月，国务院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逐步转向税利分流，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，随后财政部在重庆市属国有企业中开始税利分流试点。到1992年，中央明确提出“实行税利分流是改善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方向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大概率是政策层进行局部手术，从一些小型的平台融资公司入手，通过压力测试，在算清楚风险冲击及感染路线的情况下，进行有序破产，并做好下岗人员的安置工作。这些需要拿出专项资金，改革是需要花钱的。对于一些大中型的平台公司，应该是上级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和平台公司等主体进行债务重组。